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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发表在报社的语录

浏览: 85 次 来源:名人故事传

  [档案]

  人物:周恩来

  在汉时间:1937年12月18日至1938年10月24日

  在汉主要任职: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

  在汉居住地:汉口长春街、武昌珞珈山。

  [语录]

  “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,我们一定要回来的,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……”

  ———1938年10月25日,武汉沦陷。当日武汉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头版头条,是周恩来口述的社论:《告别武汉父老》。

  给学生当“副手”

  1938年1月初的某天,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一位客人: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。他此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,奉蒋介石之命来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。

  14年前,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,陈诚还是个炮兵队长。武汉抗战史研究者毛磊说,陈诚可以说是周恩来的学生。这位曾经的学生,如今以政治部部长的身份来请老师给自己当副手。陈诚虽然在内战中反共,但他深知,周恩来在社会知名人士中、甚至国民党内都有很高威望,请到了他,政治部的工作算是成功了一半。

  事实正是如此。《武汉文史资料》中记载:周恩来上任后,在位于阅马场武大老校舍(现湖北教育学院)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内,以副部长身份,戎装佩剑,戴中将军衔,主持全部官员参加的总理纪念周。周的大将风度和威仪,给与会者留下了绝佳印象。周恩来在讲抗战形势时,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技巧,也让不少本为“军统”、“中统”、“复兴社”(均为国民党特务组织)成员的听众为之折服。为何屈居陈诚之下?周恩来考虑的并非自身地位,而是怎样利于党的工作。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童小鹏回忆:周恩来曾几次请示中央,说明“如果屡推不干,会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”。同时他也感到,虽然和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兵戎相见,但陈是主张抗日的,可以捐弃前嫌,有条件地合作。

  经中共中央同意,1938年2月1日,周恩来走马上任。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的惟一要职。

  长春街与珞珈山

  67年后的一天,记者来到汉口长春街57号:八路军办事处旧址。四楼楼梯口左侧第二间房,周恩来夫妇曾在此居住。

  和“八办”里大部分房间一样,这是个直筒式的里外套间。一进门是9张桌子、一把椅子,房间左侧是两张铁架单人床,床中间的墙上挂着周恩来夫妇的合影。里间靠门摆放两把木椅,中间一张小茶几,是会客的地方。衣架上挂着一件军装和一条连衣裙,正是照片上两人所穿的。

  旁边是与外间一样的桌子和椅子,桌上摆着台灯、砚台、笔架、墨水瓶。一本发黄的记事簿,摊开在桌上。

  在汉期间,周恩来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,晚上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处理电报,一直到深夜。

  童小鹏后来在《不尽的思念》中回忆:“当我在他(周恩来)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,往往是凌晨了。当时事情非常繁忙,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,常常谈到深夜。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,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天大亮了。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,但他始终精神奕奕,同志们都深为佩服。”

  武昌珞珈山,绕过武大留学生楼,半山腰一条小路的尽头,葱郁的树木掩映着一栋二层小楼,这是周恩来在武汉的另一处寓所。

  喧嚣的长春街,幽静的珞珈山,见证了周恩来的武汉岁月。

  日复一日的谈判

  1937年12月20日,周恩来等人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接触,建议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,制定共同纲领,出版中共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。蒋介石答复:“所谈甚好,照此去做。”

  但对两党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,却没有谈出一个满意的结果,因为蒋介石当时一心“限共溶共”,并无真心实意与中共合作。

  在这种形势下,中共代表团(主要是周恩来)同蒋介石、陈立夫、何应钦等进行着艰难的谈判。谈判内容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平等地位,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政权的合法存在等问题上。

  周恩来在长江局期间,这类谈判有十余次。蒋介石对中共的意见与要求,常常是软拖硬拒。1938年1月3日晚,周恩来会见蒋介石,要蒋发放枪支,蒋推说没枪,“连坏枪也发出了”。

  《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》一文记载,1938年1月21日,长江局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,“各事很明显,蒋及其左右,不愿我们扩大部队,扩大领土,也不愿发枪加钱”。最终,双方只得采取遇事协商、临时约见的松散合作形式。

  第二次国共合作就这样磕磕绊绊开始了,进行各种各样的谈判,成了周恩来310天武汉生活的主旋律。

  为台儿庄战役献计

  1937年底,南京失守后不久,日军在津浦线南段发起进攻,企图攻占蚌埠,直取徐州。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,双方在明光、池河一线展开了长达40多天的血战。

  素有“小诸葛”之称的桂系将领白崇禧,来武汉向周恩来请教津浦线南段作战方针。周恩来建议,将重兵布置于铁路两侧,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紧密配合的战术,迫使日军渡淮北上,我军可在北岸集中优势兵力,置敌于死地。

  李宗仁采纳周恩来的建议,很快打退了日军,为保卫武汉赢得了时间。

  时任桂系高级参议的程思远在回忆文章中写道:“于是南段战事,遂成相持之势,此周公之计所致也。”此战之后,桂系将领认识到周恩来的军事才能。

  1938年3月,周恩来派时任长江局参谋的张爱萍去徐州见李宗仁,希望说服他在济南以南、徐州以北之间与日军打一仗。

  周恩来列了几条“可打”的理由:日军孤军深入;台儿庄、张庄一带都是山区,地形对我方有利;桂系军队有战斗力。

  张爱萍后来回忆说,“开始谈时,他(李宗仁)一直在沉思,谈到最后,李宗仁神气十足,表示这个意见很好。”

  李宗仁终于下决心打了这一仗,就是震惊中外的“台儿庄大捷”。1939年4月6日,白崇禧在《救亡日报》上题词,再次肯定周恩来的贡献:台儿庄的胜利是在战术上运用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结果。

  临别武汉口述社论

  现在的江苏省委机关报———《新华日报》,是1949年南京解放时由周恩来宣布出版的。而在此前,周恩来曾经带领《新华日报》在武汉和重庆,度过了9年艰苦的岁月。

  1938年1月11日,《新华日报》在武汉创刊,周恩来、博古等人为董事会成员,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。

  《新华日报》创刊第七天,数十名国民党特务手持铁棍、利斧,来到位于汉口民意一路大陆里的报社营业部,割断电话线,砸坏室内物品,捣毁排字房的印刷设备。

  周恩来紧急召开会议,形成谴责暴徒的决议,并当面与蒋介石交涉,请他设法制止。当天,《新华日报》按时出版,在撤离武汉前,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。

  10月下旬,武汉危在旦夕,为使报纸不致中断,周恩来拟出计划: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,武汉一停刊,重庆接着出报。10月7日到9日,《新华日报》连续发表了他写的长篇社论《论目前抗战形势》。

  《周恩来领导下的<新华日报>》一文曾描述这张报纸在汉的最后时刻:10月24日晚,也就是武汉沦陷前一天,周恩来在编辑部口述了次日的社论,题为《告别武汉父老》。社论排出来后,他又亲自看了一遍清样。午夜已过,报纸就要印刷,枪炮声临近,日军已逼近市郊,汽车在门外等候,周恩来将打好的报纸清样带了7张,才下令撤出武汉。

  25日清晨,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《新华日报》上市,头版头条是周恩来口述的《告别武汉父老》,文中说: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,我们一定要回来的,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……

  常驻武汉的周恩来,与蒋介石建立了随时约见、遇事协商的关系———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,他建立了不朽的功绩。特别令人感佩的是,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地位,屈居陈诚之下,充分表明他识大体、顾大局的伟大胸怀。许多民主人士说,这正是周恩来高风亮节的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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