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还采用攻心为上策略,以七擒孟获的方式终于安定了后方,并实现了“西和诸戎,南抚夷越”的战略目标。这些合理的管理措施及实施给北伐曹魏准备了条件。
三 与现代管理思想的比较
从战略管理上看,诸葛亮的“草庐对”还不能称为一个周密完备的计划,其中包含着不少不切实际的构想和假设。“草庐对”以荆州为中心,看到了荆州在刘备集团总体战略中的重要地位,却未能认真考虑到荆州在孙吴集团总体战略中的重要地位。实际上,荆州不仅是孙吴集团实行扩张的现实目标,同时也是维护东吴国家安全的屏障。事实上,曹操也把夺取荆州*为自己统一天下的战略重点。
因此,“草庐对”中的管理谋略表现为对孙吴夺取荆州的可能性上估计不足,即对敌我友三方缺乏辩证的分析。后来荆州丢失已证明“草庐对”中的战略管理有误。让关羽镇守荆州更是其大失误。关羽勇武有余,但智谋不足,缺乏政治远见,并欠外交才能和全面观念,忽*对孙吴的联盟。“国不置史,注记无官,是以行事多遗”,也是其管理上的一大失误。蜀汉的道不拾遗、夜不闭户是建立在严刑苛法的基础上的,并非是丰衣足食的结果,这是本末倒置的管理,不能长久。
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,但诸葛亮对蜀中人民却是重取轻予、先取后予、多取少予的。正如裴松之所言,“亮刑法峻急,刻剥百姓,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。”这是现代管理应注意的教训。诸葛亮把军事放在经济之前而重*,也是管理上的本末倒置,他采取的“攻势立国”、“以攻为守”的管理政策,也是失多得少。
诸葛亮北伐中原,之所以劳而无功,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脱离实际的、毫无实现可能的空想管理。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,从个体上说是忠义昭彰,是报知遇之恩,但对国家则是灾难。在人才选拔、使用和培养的管理上,诸葛亮的失误也给后人以借鉴。他没有像曹操一样选好选官管官的人,在用人上谨小慎微,“察之太密,待之太严”,且一切以自己感觉好恶为标准。
谨慎从事是其特色,但也不能过分,在现代管理上就有适度冒险、分权管理的原则。他不信任魏延,否定其“暗渡陈仓”以奇制胜的建议,从而丧失一次可能取胜的机会。从出师表看,对出师北伐也没有制定取胜的战略方针和可靠的实施措施,实际上诸葛亮也对北伐失去信心,因而北伐也就成为例行公事了,或者是为了转移矛盾。陈寿评价很中恳,“治戎为长,奇谋为短,理民之才,优于将略。”
现代管理讲公平,更讲效率,但“政事无巨细,咸决于亮”,为了公平不出漏洞,不产生冤假错案,“罚二十必亲理”,这严重违犯了高级管理人员的分工协调的管理原则,从而本末倒置,也打击了下属的积极性,且不便于培养人才。
作为主要管理人员主要是原则领导,出主意搞决策,选人用人,建立组织机构和和谐的人际关系,激励下属,一级抓一级,层层分工负责,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。诸葛亮一生喜欢文官,而轻*武官,在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偏护文官而压抑武官,在刘备活着时,刘备重武轻文,二者有互补的作用,而在刘备死后,在人才管理上就造成了严重缺陷。在破格用人上,诸葛亮的缺憾更明显,无怪魏延“常谓亮为怯,叹恨己才用之不尽。”
事实上,诸葛亮在管理上理论和实际相脱节的问题比较严重,这给蜀汉在各方面都造成了不良影响,但这并未引起后人的注意。诸葛亮一生,从管理实践上讲,有得有失。为什么“出师未捷身先死?”我认为其最大失误在识人用人上,尤其在后期缺乏实事求是作风,没有用好自己、管理好自己。诸葛亮是人不是神,也有自己的不足和局限,后人应当正确地评价他;当鉴则鉴,当诫则诫。
